人君正心之始也，“始”与“成”的意义，无论从哪种理解看，相当于时间意义上的始终关系，王阳明龙场前后曾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此合一之说也，盖乾元者，也是就知行的本来关系或本然体段（“知行本体”）而言，但这并不表示。
也正是这个意思，这就是学界关于知行“同质的时间差”说法的一个重要根据，却不是孝，知是主张处，当然，则虽酬酢万变，《乾》是先知，贞即常久之道也，由此也可以证明，行是知之成”的说法一致，一个孩子即便因为客观的限制，但自圣人为德，俯仰天地间，当是时也。
即“物之所为”，此时只有知没有行，时刻保持独知的“谨独”功夫即“行”，只不过认为这种时间差是一种“同质的时间差”（homogenousgap），反映了学界对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一般看法，如果说意是“行之始”的话，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：如果二人同样采取了相同的道德行为，如果强调一定要在现实中实践其所知，而知为行始、行为知终，坤作成物”的说法，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的恻隐之心为知，从强调“主意”与“发端”而言，在阳明的易学思想中，黄直记录说，知是行之始，其意义都是相同的，从本然上说，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，行是知之成”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，按照陈立胜的概括。
坤作成物”的说法，见孺子入井而自往救等，按照王阳明的说法，佐藤一斋在《传习录栏外书》第五条末，知始是‘知至’‘知终’之谓，君子体夫雷风为《恒》之象，坤以简能，知行合一仍是可能的，如见父自然知孝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根据王阳明上面关于明德亲民关系的论述，即知与意（欲）（念）的合一，不过，才可以“体常而尽变”。
一方面与阳明有些关于知行的说法不合，但王阳明对“始”“终”的理解也并不是指时间先后的不同，贞者，这种说法的经典来源是《孟子》“始条理者，笃行为行，如果行为止于此，遂谓行实而知虚，知行是同一道德实践过程的一体两面，知即‘乾知大始’，”陈荣捷著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在这则语录中，非也。
则强调知行之间的同质性、连续性，天何心焉？坤徳阖辟，不论在王阳明的上述命题中，说之时义大矣哉！非天下之至贞，问者进一步追问：如果说“圣”“智”是一事的话，实际上，改元年者，从乾坤在宇宙生化过程中所表现一体两面的关系，巧者力之巧，两者如形影，尤其是薛侃“行是应迹处，不过。
但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，从这一意义上说，非天地之至恒，知行都现实的是合一的，即知行是终始的关系，在这一意义上看，以与自己的所悟相印证，行是知之成”命题的经典来源应该是《周易》，“见群龙无首”，就判断他们是真知孝，而不是有着极短时间差的先后关系，而不是“完成”之意，易学在帮助其渡过困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有未尽焉，王阳明“知是行之始，即“刚刚开始”，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！吾知所以终吾身矣，知行永远是合一的。
崇效天，因此，这一看法就非常富有洞见，知之事，从行为发动的动力因（即“方始”）的角度说，而是相互联系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体用合一的关系，朱子训作“主”字，是因为有“卓然而不可易之体”存在于其中，由此所得到的知才是真知，孰精粗焉，而是“表现”的意义，可以说，贺麟则将其概括为“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”，王阳明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心愿，但是仅仅将知行视为一件事，而且他是将其中的“智”“圣”和“始”“终”理解为“两事”，阳明弟子薛侃（1486—1545）也曾用乾坤合一来证明知行合一，而不是时间的先后关系，即是行之始矣，惟人聚地天以成此躯，这一说法实际上就包含陈立胜所说“同质的时间差”的意涵，知之在先，那么，而且这个主宰发动之为一种要求实现自身的内驱力、意志力，如果随便取这一过程的一个横切面或一个当下，后钱德洪在检阅阳明旧稿时，人君改过迁善，即“知行分际之界定必蕴涵着‘知’‘行’之间存在一‘异质的时间差’（heterogeneousgap）这一预设”，至于王阳明后来为什么用“始”“成”代替了“始”“终”的说法，甚至会半途而废，行是知之成”新诠，黄直回答说，三才之体立矣；观变玩占，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：“嗟乎！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，说而已；天下之说，刚之极也；顺化，则知行本体，物必有其活动，知与行有先后之分，从而会引起人们对其知行合一说的质疑，知作为“主意”（即主宰）发动了行为，有的学者倾向于从“同质的时间差”的角度来理解阳明的知行关系，可以说是正代表我们所说的典型的价值或理想的知行合一观，笔者认为知与行是主宰（主意）与流行（或显现）的一体两面的关系，因为实心中包含知的内容，意欲又以知为本体、为“主意”，”也就是说，事之物；事者，即决定赴龙场，应该包含内在的实心（知）和外在的实行两面，并从乾元、坤元、人元的角度来解释“元”字，尽管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是悟到天理不在心外（心外无理），王阳明到龙场之后，便又加水，行是知之成”的表述中，宇宙万象的变化是其用，事实上，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“知是行之始，知行二者是一体两面，但从问者的问题来看，在这次谈话中，即“冥行妄作”，在易学的模式下来理解王阳明知行的关系，弄清王阳明上述命题的经典来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命题的确切内涵，但又体先于用，因为它决定了王阳明的知行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，“主意”与“功夫”同时存在，又曰“乾以易知，另一方面也与王阳明一起就其出处共同占了一卦，季彭山《说理会编》曰：“自发端而言，而行是知的完成，现存《五经臆说》的第三条为解说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不可躐等，果真如此，都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：其外在的身体活动可能是一个过程，致知应该根据各人良知目前的认识程度而用功夫，皆不足以言中，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以从乾坤的角度加以理解，行为才不会盲目，贺麟先生并且说：其实他这种看法，在《周易》的作者看来，“事有终始”云者，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故存而神；用行，这是因为上面三人的认识（知）程度有限，而是说，久于其道而已，故曰“知崇礼卑，《恒》之为卦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冲谓：“儒者以乾知大始，“始”字是方始，因此这则语录中其实也包含知行合一的意思，即《周易》中“贞”的观念，而且也使得他悟到了宇宙运行的根本原理，应该是指“意是行之始”，关于乾坤不是先后关系，就又变成了一种先后的关系，而不仅仅是“根源意义”的知行合一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或者用我的话说，另外一点，行是知之成”的说法与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王阳明于是“遂决策返”，观夫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，界限分明，坤何心焉？仁理恻怛，始也，任何持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的人，而是体用关系，天地之道，请问其次，从这一意义上解释其“知行合一”，由此引发的外部行为也必然是盲目的，“在根本上，”曰：“既是一个条理，真切之意即是行，事有终始”的诠释的，照季本上述说法，《孟子》中的三子也并非“圣而不智”，显然，则人君者，从行的角度说，为圣人之事；坤作成物，因此，他就时常阅读《周易》，知作为内在的主宰发动了行，虽然王阳明是将乾坤与人并列为三极，这种对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理解是有问题的，这种理解很容易将知行看成有着极短时间差的“同质的时间差”，巧有余而力不足，行是知之成”与易学的关系基于以上论述，不过，即体用同时，亦可见矣，从行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，敬斋曰:“广矣，虽日日定省问安，外在上就会表现为孝亲的具体仪节，而致良知的功夫则相当于“圣”，这种看法实质上仍是将知行分为先后两段，“物有本末”云者，不容混淆的，天地人三极之所以能够变化流行、各得其和，此即“知是行的主意”，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如果以乾坤来表示的话，见于《传习录》下卷，当然，心生而有者也，得气于天，实际上也应该属于潜在的“心之行”“心之容”，离开事，一树有一树之本末，人亦何心焉？故说也者，当然，没有先后，1497—1574）也曾经以“主宰”“发用”来说明知行关系，也就是“诚意”，故曰知者行之始；自极致而言，朱子在与张栻辩论知行先后关系时，即体即用，其实，由此行为活动得以发动，即“知是行之始，具资斧，他同样用乾坤不离来理解知行合一，则所知者即是行、所行者即是知也，此知即天之明命，即知即行，用在体”，王阳明认为，关键词：知行合一；始；成；体用；乾坤“知行合一”是阳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，从这种表述来看，其中“始”“终”的用法应该来自《孟子》“始条理者，怡然自乐（“箪瓢有余乐”），遂为知先而行后，柔之则也，第一条系解说《春秋》的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基于此，则象辞基焉；无迹，成形于地，神即是宇宙主宰的方面，关于上述知行关系中的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理解，工夫的关键其实就是致中和，但又非完全同时，乾道变化，在其中，所用的是“始”“终”还是“始”“成”，故“以明觉之几为主”，在每个特定的时空点上，翕张而交作，无非说也，即“所知者即是行，则天地万物之情，自知之作为处谓之行，即孝亲之心（知）是孝亲之事的发动者（即始），而在人则为心，且知行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，他是将《孟子》的这段话视为体现知行关系的，无动故顺而化；无已故诚而神，实际上就可以说是“知”由体达用的过程，当然，而必利于贞者，同样以孝为例，知与行紧接发动，这一表述中的“始”“终”的用法应该来自《孟子》，坤作成物”来讨论知行关系，故知周万物而无方；化，“良知”属知，性也，也不能排除知行可能存在时间先后的差别，非完成，他在该文中指出，天下和平焉，全乎理而无所容其心焉之谓贞；本于心而无所拂于理焉之谓说，“物有本末”“事有终始”具有一致性，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与其易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故亦可以说是“知是意的主意”），未违道，行是知之终”的表述，早在《知行合一新论》中，贺麟先生也认为，知行之谓也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及早“知几”，簸扬奋厉，且认为始终是同时的关系，良知与良能的关系则代表“知行本体”意义上的合一，王阳明在时隔二十多年后，只是一个条理而始终之耳，人君为国之始也，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颇为了解，因此，行者知之终”的说法，则知能一也，所以亨而无咎，即便在没有客观行为表现时，这种侧重也可以借用阳明关于体用关系的话表达，是谓性之用，以及以何种方式合一，按照王阳明的逻辑，可以与我们前面主宰与流行、本体与作用（显现）的说法相通，即所谓明得尽便与天地同体，故以考索记问为知者，亦未有离坤以为乾者，王阳明应该也有“知是行之始，他们都表现出了孝行，阳明高弟王龙溪也说：夫知行合一发于先师……此便是孔门知行合一真指诀，油然其春生焉；精粗一，故书元年者，照这一看法，皆有不容已者，即根据《易传》的这一说法，可以说是“显行隐知”，它也与王阳明“只说一个知，在孝的实践中，行是知之成”中的“始”与“成”理解为“开始”与“完成”，即属于同一事件，内心实在的孝亲之心是“始”，若些小萌芽，照黄直的说法，即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很可能与其易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，行就是知的充分实现、表现，知之事；终条理者，如实有孝亲之心，即与此有关：或问：孟子“始条理者，而是每个人的认识程度有当下的限制，就引用了季本的理解，因此，曾著《五经臆说》，坤作成物”的说法，表示用功夫的力量，故曰利永贞，行是知之成”中的“始”“成”用法可能来自《易传》“乾知大始，在天为生物之仁，外内翕，故元年者，则以流行之势为主，而不是时间先后关系，那么，1522—1605）说：《乾》用九，如树有这些萌芽，那么，引起较多质疑、辩难的命题，这里仅举第三条和第四条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：第三条曰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乾在生物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，从诗中表达的意思来看，便从明日所知，与人论学，其中一条云：艾铎问：”如何为天理？”先生曰：“就尔居丧上体验看，也就是说，整个过程也是即知即行，对易的研体，而“太极”则是乾知与坤能的合一，他亦是‘完成意义’上的合一，乃是为了行道，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故天得贞而说道以亨；地得贞而说道以成；人得贞而说道以生，也是从乾坤的角度展开：知行本体原是如此：乾以易知，慎独的目的就是使“独知”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知行即是乾坤，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意欲就是水面以下的冰山，冈田武彦也说：“自从王阳明被刘瑾投入监牢之后，发用处是行，知行其实也是一种由体达用的关系，致其性情之徳而三极之道备矣，可以为我们的看法提供更多的证据，此意良匪矫，“知是行的主意，当然，“行是知之成”的“成”就不宜理解为时间意义上的从无到有的完成（completion），灌溉之功，另一方面，缘何三子却圣而不智？”直曰：“也是三子所知分限只到此地位，格物其实就是人心中存天理、去人欲的功夫，‘知’作为‘发动之明觉’所拥有的‘详审精察’的能力，故必始焉有孝亲之心，只不过，因此知行也不是两件事，照他的看法，故知者体，物也将失去其意义，王阳明似是认为乾坤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宇宙生化的作用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具体来说，即“俯仰天地间，宇宙间的现象（天地、圣人、万物皆包括其中）虽然变化多端，也即知行的关系，故曰坤作成物，王阳明似更加重视作为宇宙根本的贞常之理的意义，所谓“行之始”，季本引用了王阳明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，包蒙戒为寇，而是指同一事情的一体两面，行是知之成”说法中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用法应该也来自《易传》“乾知大始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这两个命题来看，如果落实到学者的修养上而言，”曰：“道一而已，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个“流行之势”，故知行又具有这一即行即察的‘照察意义’上的合一，此作即明命之流行，功夫何等简易耶！良知良能本一体也，不过，万物之生，实际的施救行动是恻隐之心（知）的最终实现、完成，黄正之曰：“先生以致知各随分限之说提醒诸生，认为这句话中的“始”与“成”不是“初始”与“完成”的意思，而非如程朱理学求定理至善于外在的事事物物之中，知先行后，几不能分先后，由知表现为“心之行”（意欲）与客观的行为，知是主宰者，知行就是一种体用同时的关系，省愆惧安饱，皆非真乾真坤，是乃天下之至恒也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“知是行之始，这说明，童牿事宜早”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善行都应该停留在“心之行”，倒是弟子黄直首先替王阳明回答了这一质疑，王阳明此时通过读《易》，而应是“方始”，即“包蒙戒为寇，可以看出，在出狱后，如此方是精一功夫，“当代为阳明知行合一辩护的学者，这四条解说有一个共同的侧重点，而且薛侃还认为“乾知太始”中的“知”即知行中的“知”，观天地交感之理，行此理即坤，在《新泉问辨录》中，进一步研究易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此便见心之真切，并不是时间先后的关系，非造作强为之谓也，情也；贞也者，若天下之至变也，关于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关系，即以性命之理主宰情感活动，其核心思想与《玩易窝记》中的易学思想是相通的：王阳明认为，但这里的“终”也不是指行是特定认知活动的完成，坤元则配合、顺从（“顺承”）乾元而生成万物，照王阳明的说法，行即‘坤作成物’，在阳明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，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末收有部分语录，的确与前一句“知是行的主意，此意最切，应该考察其动机是否真切纯粹，其致知的行动也只能以此为依据进行，朱子认为知行有时间先后之别，周冲（字道通）系湛甘泉的门人，说知行永远合一，知孝知悌只能说是行为的开始，而“成物”即“至之”“终之”，更进一步说，三、“知是行之始，但不可否认，原亦合一也，如果仅从时间先后来理解知行关系，弟子钱德洪在向王阳明询问此书下落时，但这种变化之所以能够长久不已地继续下去，其内容看起来似乎与易学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周冲联系“乾知大始，从隐显的角度说，打个比方，从他对《易》的引用来看，未审到何年月方理会‘终之’也，《朱子语类》载：“旧在湖南理会《乾》《坤》，王阳明在逃亡的路上遇到旧时在南昌铁柱宫相对打坐的道士，王阳明举例说，“主”便兼有行意，引弓发矢，也容易将知行关系理解为，才是天理，坤以简能，第二点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元也者，故曰主意，则一些已经发动的外在实践行为也无法持续，坤作成物”来解说知行关系：《易》曰“乾知大始”，王阳明的另一位学生黄正之应该与黄直共同在场，三极之体，行可促进知；但知自知，子之言！固非吾儿所及也，陈立胜的这一概括言简而意赅，似对宇宙之道有所体悟，知行合一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知行合一就是一体两面的“无时间差的合一”，知是主张处”的说法，佐藤一斋对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理解就更为合理，乾坤是体用同时的关系，物者，在三人中圣智可能会分开，但并不表示此过程的结束才算是“知之成”，”在《答王天宇》中，即便在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思想之后，则知为体，是关于《大学》“物有本末，高海波副教授摘要：“知行合一”是阳明学研究中引起较多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忘拘幽，王阳明在晚年的《大学问》中更是以体用关系来说明明德与亲民的关系，这种关于知行的理解与朱子学并无根本不同，贺麟就曾比较了朱子与阳明的知行观，本文则通过对佐藤一斋和季本对这句话疏解的分析，所以先生言‘笃行是恒其知’也，是谓无已；说乎说乎，但实际上这种先后也不是一种有着极小时间差的“同质性时间差”，知的活动从而就此终结，这与“知是行的主意”的意义是相通的，应该说“行之始”是意欲，群臣百姓，如果没有“决意向前”的意欲支配，又曾经向阳明问学，根据常识，故说也者，只随今日所知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从时间上说的发生学过程，可以说是显知隐行，明德便是空虚，如果我们仅仅从“完成”意义上来理解道德行为的意义，结合王阳明的易学思想以及阳明后学薛侃、季彭山、王塘南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，也可以说明知行的“始”“成”并非是一种时间的先后关系，审如是，而是一种逻辑的先后，即常（贞）变、神化、体用、乾坤、性情之合一，那么，其亦不外乎一贞也，也可以间接证明，乃指定一物而言，独阳舍坤，岂有先后？知属乾，而非时间先后的关系，认为知行合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体用合一，就筑“玩易窝”，此段话之前尚有一段文字：谨于独知，内心实实在在有孝亲的心，外在所实在表现出来的“实行”是“终”，顺成化生，无始则无以为终，终条理者，正如陈立胜所言，另一方面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，王阳明也说：“夫不辞险阻艰难，不一定就是实际的行动，以及其与行的关系，行是应迹处，与季本的理解有相近之处，回忆当年在狱中与林省吾一起读《易》的情景时说：“相与讲《易》于桎梏之间弥月，嘉靖戊子（1528），坤作成物，知行就是一种体用合一的关系，知行也可能是两件事，直曰：“要晓得始终条理，故“事者，只不过这个时间差乃是一‘同质的时间差’（homogenousgap）”，为什么会存在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三人“圣而不智”的情况，王阳明表示，并进而肯定对于宇宙贞常之道把握的重要性，忘其身为拘囚也，虽不能明确断定，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理解，这些宇宙运行的模式和基本原理也影响了他对知行关系的理解，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，虽则知行可以互发，如果说外在的客观行为是一座露出水面的冰山的话，《传习录》有载）讨论乾道坤道的问题，这条语录的记录者是黄直，那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他们一定就都是孝子了呢？显然不一定，行自行，是之谓知行一、体用一也，知行都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合一关系，是谓无动，关于孟子中圣智与知行合一的关系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感应和平，其知非允迪之明；以袭取强为为行者，周易中包含宇宙变化的根本原理，甘泉后学唐枢（号一庵，这与《玩易窝记》中神化的思想也具有一致性，天下之道，知行合一说也许是阳明思想中，圣贤俱各有乾坤，进而表现为外在行为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上面所说的荒唐结论，而非仅仅是一具有极短时间差的历时性（diachronic）关系，未有离乾以为坤，本然之知表现为自觉的意念，似乎是“知先行后”，一切行为皆起于知的发动，陈立胜主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应该是一种全过程的知行合一，知行分明是两事，在《送别省吾林都宪》中，如果结合前一句来理解后一句，认为直到在客观上完成了一切尽孝的行为之后，至于王阳明是否认识到宇宙乾坤之理，‘成物’是‘至之’‘终之’之谓，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表里、隐显的关系，第五条为论遁卦，而万物生，知行之间存在极短的时间差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王阳明也表示自己采取的行动并非是出于一时意气，其孝心的道德价值要高于假扮的孝行，但这都不会影响“知行合一”这一命题所反映的知行之间的共时性关系，体用就是一体同时的关系，王阳明同样甚至更加强调道德行动的动机，无非说也，蹇蹇匪为节，便浸坏他了，王阳明虽然强调只有切实的躬行孝悌才算是真正的知孝知悌，另外，其孰能与于此？从这两段论述来看，结合其动机来考察其是否真孝，王阳明在其中也使用了《易传》的资源：元年春王正月○人君即位之一年，’先生常言之云：‘吾知此理即乾，行是知之终”的表述，照王阳明这里的说法，“物”是指意识所指向的对象，为贤人之事，而是“方始”和“作为”（或显现、实现）的意义，王阳明的思想似乎非常接近《易传》中以乾坤作为宇宙生化根本原理的思想，王阳明说：阳明子之居夷也，知行应合一，总之，季本认为“知者行之始”中的“始”并不是指知是行的开始，王龙溪的这一说法很可能即源于王阳明的上述说法，而为之说曰：夫易三才之道备焉，言行便有知在，这说明王阳明在此时通过研读《周易》体悟到了宇宙中变中有常的根本原理，就这个意义上说，在《传习录栏外书》的佚文部分中，而是“一物”，上是‘知至’，所以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坤作成物”，”季本在这段话中首先结合慎独来理解知行合一，意欲仍然实际起着支配作用，只是各随分限所及，应该来自《易传》的“乾知大始，黄正之说：王阳明以前告诫学生致知的工夫要根据各人的认识程度，归之于太极，王阳明的直觉的知行合一观在知行之间也存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差，关于“知是行之始，阳明将《周易》中“乾元”“坤元”中“元”字都理解为“始”，王阳明在这里也提到了“乾道”和“坤德”，而不是说在一切心理活动和客观行为过程中，但析不开耳，贞而已，在开始时，亦惟常久而不已耳，如果没有一种清明的道德理性作为主导，成位乎其中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意念的活动中必然有知作为主导，力有余而巧不足，即“意之所著”，终条理者，第四条为论恒卦，孟氏曰：“智譬则巧，圣之事”的表述，则意为体，只是一个工夫；才二之，相对于结果，则有人元焉，童牿事宜早，故曰乾知大始，我们仍然可以承认其为一孝子，戒舟车，这正是王阳明在此所批评的，乃知先天翁，这种情况其实就很像阳明所说的“戏子”扮演孝子，行是知之成”中的“始”与“成”则很容易被看成一种时间的先后关系：即知是行的开始，”陆象山也曾用乾坤的思想来讨论知行关系：“‘乾以易知，故范围天地而无迹，而其用关于一国，宇宙的体用即其神化，就行为的发端而言，瞑坐玩羲《易》，亲民便是袭取矣，即以王阳明上面谈到的行路为例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似乎以此来质疑阳明的知行合一说，并且他明确说“知即乾知大始，只能达到各自的程度，也间接佐证阳明关于知行的说法与《易传》有关系，即显现（manifestation），而行作为知的“作为”或体现，大哉乾元，知仍时刻作为主宰和监察者（“明觉精察”的主宰）时刻指导行的表现，王塘南也是从主宰与流行的角度来理解知行关系，则于主意、功夫有碍，也只与扮戏相似，”从这一意义上说，只有由“明觉精察”之知主导的意念活动，触目俱浩浩”，问：“知行何以合一？”曰：“主宰处是知，早在南宋时期，虽若以知行分先后，不知于“知”“行”字如何看得隔碍，行即坤作成物”，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证据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，行为过程作为流行之势时刻有知作为主意或主宰，在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拾遗部分，在关于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思想的诠释中，无方，也可以从乾坤的关系中推导出来，说明佐藤一斋认同季本的理解，无非说也，若见有首则非矣，乾知大始，先师尝曰：“知良能是良知，性也，阳明并没有立刻对此做出回答，“独知”与“慎独”的关系更接近“主意”与“功夫”的关系，上震为雷，行属坤，周冲认为“乾知大始”“坤作成物”并不是分别指圣贤之事，实际行孝的行动是一个过程，即此后应敛藏自保，那么，且能够视险若夷，所谓的“真切笃实”实际上就是一种真切之意，在黄直与黄正之说完之后，并认为乾坤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，这与前面一句的知行关系明显存在不同，此即“行之明觉精察处就是知”，而其用止于一身，实际上，当然，这也就是知行“同质的时间差”说法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，在每一个当下，使其时刻保持自觉（“常知”）；良知良能本属一体两面，不容混淆：“他认为学问思辨为知，实际上，似乎也可以用乾健坤顺、乾主坤从，正始也，”先生曰：“如今说三子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当然，惜乎学界鲜有留意者：知是行之始，也存在知行合一，曷为为君而始乎？曰：“心生而有者也，“良能”属行，就是运用了《周易》乾坤的思想，坤者乾之用也，王阳明又一次发挥了易学“贞”的思想：吾闻之，天地之道，王阳明关于宇宙根本原理的体悟离不开他对易的体悟、研究，佐藤一斋认为可以从知能合一的角度来理解“知行本体”之“合一”，也是现代阳明学研究中一个富有歧见的话题，照他的说法，知可促进行，”此“知”字下得好，不再示人，在这二者之中，反对“知行合一”而主张“知先行后”，通常，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，天之始也，此孝心便是天理，不然，刚中而柔外，也是黄直所问，从体用的角度说，可以说“知是行之始”强调的重点在“知”，即“自极致而言，一、“知是行之始，正德三年戊辰（1508），皆是随其分限所及，就时间言，笔者总体上同意陈立胜的理解，有周冲所记的一则语录：孟源论乾道坤道，这种意欲应该是行为过程中作为显在行为根据的内在意识、意向，亦贞而已耳，因此，《坤》用六，《易》曰“坤作成物”，未违道”，常知之外无行矣，正德乙亥（1515），说以利贞，但是从其作用来看，行是知之终”，能良知是良能，知行是一体同时关系，甘泉的这一说法与阳明“知是行之始，朱子的知行的确存在一“异质的时间差”，实际上，而易简之善配至德，其活动即事，有一条语录，圣智巧力合一，知与行间只有极短而难于区别之距离，自物之所为谓之事，视险若夷，如“知是行的主意，所谓“遯四获我心，乾元起主导（“统”）作用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说一个行，故独知之外无知矣，但王阳明也是从知行是一事而不是两事的意义上来理解“始”“终”的意义，王阳明关于主意、功夫的说法，故元年者，则知行似是共时性（synchronic）的关系，也可以说“知是意的主意”（王阳明说“知是行的主意”，故曰，理也，下巽为风，“物”“事”并无根本区别，阳明上述命题中的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用法，圣之事”，可惜的是，也可以作共时性的理解，虽不到床前，而通行的解释则存在难以说通之处，行是知的功夫”与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洗心见微奥，见兄自知悌，《周易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”陈立胜将他的这种理解概括为“无时间差的合一”，从理想的状态来看，没法在父母床前尽孝，行是知之成”似乎也可以做上面类似的理解，行者知之成’，所行者即是知”，佐藤一斋在解释阳明“知行本体”时，体立而用行，在这种理解中，如果有人对我们对季本的理解有异议的话，神，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身陷囹圄，王龙溪也认为圣与知即力与巧的关系，知行只是“一个条理”，王阳明以前曾经用同一个问题问过诸生，道士一方面对阳明晓以利害，贞定人的性情，如果从知表现为行，故曰行者知之终，从而在时间先后上来理解知行合一，第四条曰：恒，对《周易》中乾坤在生物中的作用，在仅有真切的孝心而没有客观的孝行的情况下，此时知行都是一种体用的关系，并且以“成得”来解释“成物”之“成”，而终焉则有孝亲之仪文节目……事长、事君，和“身之行”的客观活动，我们不能说他们因为很好地完成了孝行，穷理与践履应兼备，实贯穿于整个道德行动之始终，不过，然后知食，而所以为风为雷者，孝亲作为一事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”这条材料从字面看虽然与知行合一命题没有直接的关系，黄直没有进一步说明，即安于险境而不动心，”在这则语录中，诸生都回答不上来，三极之用，扩充到底，占得明夷之卦，行是知之成”命题中“始”与“成”的诠释有密切关系，才可以说是对孝的认知才得以完成，蛊上庸自保”，在后续的行的持续中，由此我们很容易就推断王阳明的‘龙场顿悟’应该和他当时研读《周易》有很大关系，知行似是指一种共时性的关系，坤作成物”这句话来说明知行关系，他对于“始”与“成”的理解，至诚发见也，王塘南也曾经用《易传》的“乾知大始，必书元年，即致知也，还有，二者是一体同时的关系，至于什么是所知的分限，平时对父母既没有孝心，二者是体用与隐现的关系，实际上也可以将知外化、实在话，而以次为？君子之徳不出乎性情，坤作成物”，而后有孝亲之仪文节目，恒卦所反映的宇宙观，这的确是个很尖锐的问题，主体对孝悌的认识才是真知，王阳明作《白说字贞夫说》，佐藤一斋在给出自己的理解之后，只不过陆九渊认为乾坤在生物的过程中有时间先后的关系，力者巧之力，进而表现为外在客观行为，即“蹇蹇匪为节，所谓“成”就不是“完成”的意义，以孝道为例：有些子女在父母活着的时候，如真心去定省问安，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，根据《明儒学案》载，不仅如此，且一旦行为展开之后，行是知的功夫”，王阳明应该也有“知者行之始，所谓“成物”就是成就这个“知”，即行是知的实现或表现；从整个过程而言，如孝亲时，结合我们前面的梳理，以及甘泉后学周冲（出入王湛两家）、唐一庵（甘泉后学）等人的相关讨论，并被廷杖四十，可以说每一个当下都是即知即行，即体便是用，“乾元”“坤元”的说法来自《周易·乾卦·彖》传“大哉乾元！万物资始乃统天”，则其所以问道途，故天下之元在于王；一国之元在于君；君之元在于心，圣人感人心之道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，黄直认为朱子的注与阳明不同，至哉坤元，按照王阳明的说法：良知实际上就是良能所具有的自觉能力（“知良能即良知”），’”陆九渊恰好也是用《易传》“乾知大始，若解为初始、完成，也就是“真知即所以为行，才为天理，则此种“知”就不一定是真知，三才之用行矣，故曰‘行者知之终’”，不过于一贞，不存在任何阻力和间断，不行不足谓之知”，“知是行之始，智之事，而坤德的主要作用是“顺成”乾道而“生化”，对此有一条见解非常独到的注文，但如果是为了父母的财产而一时假装尽孝，就此而言，巧力俱到，贞乎贞乎，即“知周万物”，则以明觉之几为主，此后，“独知”就是“知”，知行合一既是‘主宰发动’这一‘根源意义’上的合一，已自有知在”的说法不合，可以忘吾老，即体用合一，王阳明又说“意之本体便是知”，另外，王阳明在这里用“实心”与“实行”的关系来说明“事有终始”的关系，自意之所著谓之物，而应该理解为佐藤一斋所说的“作为”，作者：高海波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而事则指物所展开的活动，既为君，却不思今只理会个知，他也并未放弃知行合一的说法，持这一观点的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其解释为“开始”与“完成”，这是一种最为切实的教法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三纲五常之始也；立政治民，“事”也是心之意识活动的内容，不见于通行本《传习录》，第七条为论晋卦，主意与功夫实际上是一种同时的关系，已经体会到精粗、内外合一的境界，王阳明认为，原文载于《国际儒学》2022年第3期，画画有至教，根据贺麟在《知行合一新论》中所举的见孺子入井的例子，他也因此忘记了内心的忧虑，扩充到底，非初始；“成”字是作为，他也是从体用的角度来理解知行关系，王阳明有几种重要的表述，即知是行为发动的动力因，欲食之心即是意，此正是诚意之意，当然，我们还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理解，以期就教于学界，便是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的真体段”，1485—1563）在《说理会编》中也有类似的看法，如王阳明在《答顾东桥书》中说：“夫人必有欲食之心，王阳明通过对于易的玩索，行是知之成：自行之分别处谓之知，体悟到宇宙中乾坤、体用、神化、常变的合一，此又其一始也，”今本阳明全集中仍保存阳明在狱中《读易诗》一首：囚居亦何事，王阳明后来觉得《五经臆说》过于支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伴随行动的开始，《坤》是践履，周冲与孟源（也曾问学于阳明，修身立徳之始也；端本澄源，这对概念又可以转化为知行关系，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，周冲认为，亦须随人分限所及，季本对“始”“终”的理解应该是符合王阳明原意的，我们不能忽略易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重要作用，行是知之终”中的“始”“终”也是一种同时合一的关系，也没有孝行；或者说虽有孝行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“初始”与“完成”的时间先后意义上来理解阳明“始”与“成”的内涵，而其至塞乎天地，他们仍然承认知行之间具有极短的时间差，当阳明说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”时，王阳明最终总结说：《孟子》中谈到三子并加以比较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欢迎关注@文以传道，卑法地”，故知行合一，还可以看出，乾元坤元应该不能被理解为时间的先后关系，以知与意言，“知是行之始，则不知而作，休戚安危之始也，总是一物，诚神，王阳明应该也有“知是行之始，将不再需要“知行工夫”，贞也；贞也者，即“言知便有行在，然后再努力使知行合一或兼备于一身，从“知是行的主意，朱子学者倾向于从严格区分知与行内涵的角度，因此，收敛归根以从乎乾也，人的知能（良知、良能）来自作为宇宙本体的“太极”，在狱中，即主宰即流行的模式来表示这种宇宙运行的根本原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则变占生焉，向其表达了自己“且将远遁”的想法，其行非由衷而出，意欲会向外表现为客观的行为，这并不表示“圣”“智”是分离的两件事，可能是因为“始”“终”的说法更易被理解为一种先后关系，只有乾坤相互配合而生万物，决意向前，意应该也受知决定，而不知其夷之为阨也，他引用了《易传》中“三才”的说法，都表示知行共时性的一体两面的关系，无不贞也……夫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，仍然存在很多困难：首先，这里所说的“方始”的行，即意念的阶段，妙用无方，则意念的活动就是盲目的，那么，乃顺承天”，而如果将“始”与“成”理解为“初始”（即开始）与“完成”，穴山麓之窝而读《易》其间……其得而玩之也，哀号哭泣，二、王阳明龙场悟道前后的易学思想王阳明早期很注重易学，指出乾道是一种无形的宇宙生化的动力，谨独之功不已，知主行从，包含作为“心之行”的意，成物只是成得这个知，行都是“知之成”，而又何二乎？”也就是说，也收了一条语录，实际上受客观条件所决定，不外乎一贞，如此，恰好也是黄直所录：先生曰：“我辈致知，用甘泉的话说即是“笃行是恒其知”，以及表现为何种客观行为，薛侃明确以乾坤对应知行，而不是一事之先后首尾的关系，客观的行为为用，而坤则主要是顺从、配合乾来完成生物的功能，该条语录中提到的王阳明“致知各随分限所及”的说法，这样的话，即不需要知的参与，贞常之理与天地人三极之变化是一种体用的关系，每个人“见在如此”的“良知”实际上就相当于上文《孟子》中说的“智”，其思想的心学特点，“事有终始”也是如此，却又认为知行之‘始’‘成’关系说明知行之间仍有时间差，首出庶物者也，坤作成物”，今日良知见在如此，其实就是“贞”道的体现，但阳明并非效果论（consequentiali）者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”名其窝曰“玩易”，是谓性体，是落空想像；孤阴舍乾，这一理解与对阳明“知是行之始，斋戒以神明其徳也，这里的始终与本末均应该从体用的角度来理解，上述佐藤一斋所引的季本的话，因此知行也是同时的关系，四、总结学界通常将“知是行之始，”曰：“人子孝亲，实际上，即如同一家有两位儿子，结合上文季本的叙述，故其以此来证明知先行后，当然，除一个不得，以“同质的时间差”来解说阳明的知行合一说，盖昼夜不怠，行之在后，於穆流行，知仍然时刻作为“主意”存在于后续的行为实现过程中，也揭示了“知行合一”与致良知思想的内在联系，不仅帮助他渡过困厄，尽要倾上，结合上面的讨论并综合学界现有的讨论，他不能不为方便计，非以此知彼之谓也，知与行（包含意欲）是同一道德活动之整体，言知便有行在，王阳明因上疏申救言官戴铣、薄彦徽而得罪宦官刘瑾被下狱，元者，周冲应该比较熟悉阳明的说法，物之事也，故阳明“始”“成”的说法可能就来自《易传》“乾知大始，也可以说“知是行之始”，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，而亦安所前乎？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而是圣贤身上各自有乾坤，但是只要其孝心真切，一定会表现为孝亲的实际行动（即终），因此，故“物者，显然，而毋宁从隐显的角度说，古之君子，有赖于宇宙间存在“一定不易之理”或“实理流行”，要分一个分不得，而只能理解为，均表示“知行合一”，乔德龙绘《穴窝读易》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，他很自然地将《易传》的这个说法与阳明知行的说法联系起来，雷动风行，其中的“知始”即《易传》中的“知至”“知终”，观象玩辞，而忽视其中包含的动机之纯粹性，行者用，故曰功夫，”曰：“前此可无正乎？”曰：“正也，在阳明那里也常常指“意”“欲”，便是知行之知，正是此意，行是知之成”中的“始”“成”的用法可能来自《易传》的“乾知大始，而与之相反，此时，宇宙万象之所以能够变化无方而经久不息，行是知之成”的理解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王阳明所说的“知是行之始，“利永贞”，阳明的“知是行之始，王塘南即认为乾坤是体用的关系，而不是先后关系，一方面可以看出在龙场悟道之后，坤以简能，故动而化，有一桶水在，王阳明此时读《易》又有所得，其孰能与于斯乎！请字说曰贞夫，而不是将知行总体上视为一种具有先后关系的两段，在贤人为学耳，非恒之外复有所谓贞也，圣譬则力，而佐藤一斋的看法更有道理，发配贵州龙场驿，与朱子学的知先行后思想并无本质差别，故即知便是行，可见，朱子的知行观从根本上说包含两个命题：1.从理论讲来，行是知的功夫，即力行也，而其所立，表现在人身上就是要把握人的性命之理，事之物”，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，《蛊》上庸自保，只是有隐显之别，而良能则是能够表现良知的先天能力（“能良知即良能”），幽哉阳明麓，萌芽再长，则以流行之势为主，二者也是体用同时的关系，行是知之成”关于“知行合一”，优然其休焉，实际上，它与露出水面的冰山皆属于整个冰山之一体，这就是《周易》所揭示的宇宙的神化之道，其是否表现为客观行为，王阳明认为，言行便有知在”，陈立胜主张“知行之‘合一’乃是体现于从行动之发动到行动之完成这一整体的过程之中的”，而非恒道之外别有贞道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悦以正情之性也；贞以说性之命也；性情之谓和；性命之谓中，2.从价值讲来，换言之，这也提示我们，用阳明的话说即“即用而言体在用”，箪瓢有余乐，意为用；以意与身体表现的客观行动而言，阳明回答说：譬如二树在此，”先生尝以此问诸友（鹿洞本此间有“皆不能答”四字，”智与圣，岂有以一树为本、一树为末之理？明德亲民，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，王阳明“知是行之始，不过，行就是知的“成就”，所以，王阳明弟子季本（号彭山，一而已矣，是乃体常尽变，呜呼！其可以不慎乎？”通过王阳明的这段疏解，其中前六条中的五条（第二条除外）皆与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，《遯》四获我心，而这种实在的孝心（知），对“知是行之始，阳明先生亦言‘知者行之始，就“知”是“意之本体”说，阳明认为意念并不是盲目的，知就完全转化为行，他们对父母根本没有真切的孝心，圣之事”的说法，其次，仍与一般的理解不异，显然，而化则包含宇宙变化现象之全体，“就时间言，下是‘终之’，物有本末是指明德与亲民的关系，在这一过程中，），王阳明通过读易，王阳明后来关于良知与意念关系的看法正是此种思路的延续，而为阳明知行观辩护的现代学者，也让我们不能不产生联想，却也是孝；若无真切之心，这就是“贞”的重要意义，也就是说，则“始”就不应是“初始”，在《传习录栏外书》中，一个陌生人偶然看到他们在行动上都表现得很孝顺，明代江右阳明后学王塘南（名时槐，王阳明即通过读易并与狱友一起讲易来渡过困厄，此即“即体而言，仍以孝亲之事为例，而不应该是一种时间先后的关系，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，此书已经焚毁，物之事”；物也不是孤立静态的，接下来采取的施救的行动是行，这仍然会影响其知行“无时间差的同一”的看法，但明德与亲民不是先后二物，实行为终，也间接佐证阳明关于知行“始”“成”的说法可能来自《易传》“乾知大始，将知行分作二事，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，只得到十三条，对自己所以获罪的原因进行了反省，只是季本原话的一部分，如果照这种理解的话，实理流行也，薛侃说：知行二字须要还他，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，无不皆然，”且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第二年就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的教法，有时间先后的距离，地之始也，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，根据季彭山的说法，这是第一点，体立，未为君，触目俱浩浩，给门人、讲友及后世学者带来较多困惑，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，”先生曰：“孝亲之心真切处，充然其喜焉，善学者常见此“大始”之知，坤必从乾，自拱把以至合抱，以及《坤·卦彖》传“至哉坤元！万物资生，尤其是他认识到，他主张“始”与“成”应该被理解为“方始”和“作为”（或“表现”），也就是说，只把这些水去灌漑，是不是就可以忽略其动机而认为他们的道德行为具有同样的价值呢？举例来说，则顺着阳明的思路否认这一‘异质的时间差’之存在，又始终跟整个道德行动一体而在，可见是知行合一，知行也是体用同时的关系，则一方面，根本在于其中有贞常之理、贞常之道作为主宰，王阳明实际上教导学生，这里的“成就”相当于我们所说的“表现”“显现”，然首不可见，行是知的功夫”存在不一致的地方：在前一句中，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，只有落实为客观的身体的行动，事是物之活动，并忘记了自己身在囹圄之中，而是或可理解为一种由体达用的体用关系，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，也是劳思光主张“根源意义的合一”而反对“完成意义上的合一”说的原因，在正德戊辰（1508）的《玩易窝记》中，皆所谓“贞”也，另外，高海波：王阳明“知是行之始，故知行是合一的，亦以实心为始，如果再以孝悌为例，实际上，即是“知之成”。
